批评周恩来的“帮周会议”始末
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周亦因此作了违心乃至过分的检查,因会议名曰“帮助恩来同志”,故此次事件,通称“帮周会议”。会议的大致情形,据《周恩来年谱》披露:
“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做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①
另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一书披露:“周恩来刚刚大量便血,刚刚告病住院,又以抱病之躯连续作战地与基辛格昼夜会谈……不想却……不得不抱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自己。会议中,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听着这些恶意诬陷,他虽然心中气忿,却只能沉默以对。”②
文革晚期的周恩来
周在会议期间饱受挫辱,更“主动要求”扩大批评范围
虽然本次“帮周会议”公开的档案资料还很缺乏,但已有较充分的材料显示,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饱受挫辱——开会时,周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因手颤抖,周请乔冠华帮忙整理记录,却遭喝止,规定检查只准自己写,不准秘书帮忙。会议结束,第一个让周恩来出来,其他人商量下一次怎么批判。政治局成员尽量回避周,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示冷淡,连周随从工作人员也不敢理睬。周的随员互相间甚至提到要准备被捕。③
“帮周会议”的与会者,最初限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先增加了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黄华、章含之等人,再召集外地政治局委员连夜赶来。另据《周恩来年谱》披露,12月11日,周恩来曾致信毛泽东:
“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军委办公会议拟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相关内容的准备情况,并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了此信。”④
如此,在周恩来的“主动要求”下,由毛泽东首肯,对周的批评,已经扩大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周的“主动要求”究竟基于何种心态,可参考“帮周会议”期间,周特意叮嘱淮安县委,其故居“不要让人去参观”、“房子坏了不准维修”。⑤
至于此次“帮周会议”的导火索——所谓“周恩来没有就美国提议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一事做正确表态”——《周恩来年谱》的结论是:毛泽东听信了“不可靠汇报”。⑥
毛泽东、周恩来在十大会场
注释:
①④⑤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P634-636。②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P287-288。③陈东林:《周恩来最艰难的时刻——1973年“批周”风波考述》,收录于《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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