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难民危机
今年以来最大的非法移民来源国是叙利亚,其次是阿富汗、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和索马里。在意大利,人数最多的是厄立特里亚人,其次是尼日利亚人。而在希腊,则以叙利亚非法移民最多,然后是阿富汗人。经过艰苦协商,欧洲各国同意接受3.25万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难民,原目标为4万。另有2万人在联合国难民营营地,尚未找到出路。欧盟委员会报告显示,2014年在欧盟申请庇护的人数增至62.6万人,而2013年只有43.5万人。其中23%来自叙利亚,达到12.3万人,比前一年增长了一倍以上。而排在第二位的是阿富汗人,大约占总数的7%左右。
叙利亚内战无疑是非法移民的一大动因。叙利亚地处中东,离欧洲很近,多少年以来,叙利亚非法移民从来没有成过问题,但叙利亚内战之后难民成灾,现在终于酿成巨大的难民问题。从古代开始,叙利亚就地处文明的十字路口,基督教、逊尼派、什叶派加上其他少数教派交织此地,但大体上相安无事。阿拉伯之春以推翻阿萨德独裁统治为名,很快演变成逊尼派和什叶派(或者什叶派在叙利亚的分支阿拉维派)的宗教内战,西方推波助澜的责任不可推卸。ISIS不仅对什叶派和基督徒是巨大威胁,对“不够忠诚”的逊尼派也是威胁。说起来,这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最大政治负资产之一,不知道是否会成为竞选中的软挡。叙利亚难民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内战越来越有长期化的倾向,族群撕裂有不可逆转的倾向,返回家园越来越遥远。在绝望之中,铤而走险,到近在咫尺的欧洲避难,成为自然的选择,“他们不是关心我们的痛苦,支持我们的诉求,才支持我们反抗阿萨德的吗?”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当然谈不上开放边境,但东安格利亚的山峦和荒漠根本无法防守,难民借道土耳其是很容易做到的。另一方面,土耳其只是难民营地。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最后时刻,新生的希腊在西方(尤其是英国)支持下,抢到了大部分爱琴海岛屿,而土耳其只做得到保留小亚细亚海岸(在古典时代,这是希腊文明的势力范围,包括在古典希腊之内,也在现代希腊建国目标之内),对近在咫尺的岛屿归入希腊忍气吞声。现在这个地理现实反过来对希腊造成巨大困扰,这些远离希腊本土但就在土耳其海岸鼻子底下的希腊岛屿成为叙利亚难民偷渡的首选。比如新闻中的Kos岛离土耳其海岸只有4公里,这里也没有什么湍急的海流,根本无法阻挡偷渡的人潮。Lesbos岛也很近,离海岸只有5-6公里。说起来,Lesbos和女同性恋一词lesbian还有点关系,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萨福的诗作大多失传,但名声犹在。她在诗中表露出对其他女性的强烈情感,后人就用她的出生地命名女同性恋,这就是lesbian这个词的出处。据说岛上的人还打过官司,要求禁用这个词,说是对岛上人的冒犯,不过官司没赢,Lesbos岛上的人依然是Lesbian。不过这扯远了。
有意思的是,美国对于接受地中海难民之事好像置身世外,不怎么听到美国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也没有接受多少叙利亚难民。欧洲和加拿大陷入两难之中。一方面,谁都不想接受太多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对以后的文化融合带来很大挑战,美国胡德堡兵营枪击案、伦敦街头英军士兵被杀案、最近的阿姆斯特丹-巴黎高铁枪击案到无数英美欧穆斯林参加ISIS都说明了部分穆斯林移民对主流文化的离心倾向,在各国国内进一步增加穆斯林人口是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简单拒之门外也太难看,必须做点什么。于是,一些欧洲国家和加拿大都采取“只接受叙利亚基督徒”的政策,还美其名曰他们才是真正受迫害的难民。
叙利亚人口有1800万左右,不同数据指出,难民早已超过100万,而且还在迅速增加。叙利亚基督徒是少数族群,在难民中也占少数。且不说如何可靠甄别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即使把他们都接受了,还是解决不了叙利亚难民问题。还有难民身份证明问题,要证明本人无犯罪记录,要证明回到本国会受到迫害,很多人匆忙出逃,到哪里去找全证件材料?回国受到迫害问题,难道要他们回叙利亚到ISIS那里拿一份证明才行?叙利亚内战一点没有停息的意思,返回家园不仅遥遥无期,家园也打光了,回去又能干什么?对于西方来说,更大的政治尴尬在于,这些叙利亚难民大多来自非“阿萨德占领区”,连把罪责推到阿萨德头上都难。关于叙利亚难民的种种争论中,很少听到阿萨德的名字,因为难民问题实在不是他造成的。
叙利亚难民只是地中海难民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有朝一日宗教内战结束,叙利亚难民问题有望缓解,但更大的难民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利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依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尤其是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已经几十年动乱了。在北非泛滥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这是更多难民的来源。阿富汗难民是老大难问题了,如果塔利班与政府之间能达成某种和平,也可能缓解难民问题。但最大的非法移民威胁或许来自撒哈拉以南的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按联合国2013年数据,人口已经达到1.7亿,超过日本和俄罗斯,逼近巴基斯坦的1.8亿,居世界第七。同样按照联合国数据,2010-2015年间尼日利亚人口增长率大大2.67%,而印度只有1.26%,中国只有0.52%。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人口可达3亿,超过孟加拉和巴西。另一方面,还是联合国数据,2013年尼日利亚的人均GDP只有2966美元,只有安哥拉的一半多一点,位居世界第130位,在非洲都是低的。贫困,人口爆炸,人均资源匮乏,结果不难想象。
欧洲对于地中海难民问题一筹莫展。欧洲正在经历缓慢但持久的人口萎缩,劳动力匮乏眼下还不至于造成问题,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但中东和非洲难民的大量涌入肯定不是欧洲国家心目中理想的解决人口萎缩的办法。在战略上,欧洲缺乏对难民问题的解决思路;在战术上,欧洲也同样纠结。
按照人道传统,欧洲国家有责任在海上救援遇险的难民船,但客观结果是,难民遇救了,也就等于处置责任落到相关政府头上。对于他们,既不能遣送回去,又无法留纳下来,怎么办?意大利、希腊首当其冲,现在匈牙利、马其顿等“过路国家”也深受其害。前不久马其顿边防警察在希腊边境试图封锁,与难民造成冲突,后来失败,只得让他们进入;现在匈牙利要在塞尔维亚边境上拉铁丝网,并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把经由匈牙利非法进入的难民遣送回匈牙利。好些难民小船向陆战队冲滩一样,在意大利警方的围追堵截中冲滩,登上意大利海岸就是胜利;翻沉落海遇救更是胜利,还没有踏上陆地就登陆成功了。意大利曾经试图采用不援救的办法,海岸警卫队船只只在近岸巡逻,对于远海的难民船装作看不见,试图用危险和伤亡吓阻更多的难民下海,结果一点没用,徒然缩短难民船需要“强行”穿越或者偷渡的距离,在多次难民船翻沉、造成大量伤亡后反而更加被动。
欧洲是很多现代政治理念的起源地,人权、平等、自由、尊严等都能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找到根源。很多年来,欧洲也居高临下地教训全世界,对这块文明净土之外的蛮荒行径痛加斥责。但在眼下的难民潮中,很有点乱了方寸。欧洲媒体在话语上首先乱了方寸,从难民(refugee)改成流民(migrant),试图淡化人道因素,而强调经济动机。问题是,寻求更好的生活是联合国人权宪章规定的基本人权之一,经济难民也好,流民也好,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到欧洲寻找更好生活的权力呢?再推远一点,各国的法律保护国民和合法居民的各种权益,但不保护非法移民的权益;不是说人权高于主权吗?把经济难民拒之门外又是什么道理?
现代欧洲政治秩序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结果。30年战争当然由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但这是在“教权高于君权”的旗号下进行的,北方的新教集团和南方的天主教集团各自在“我的上帝比你的上帝更大,你的君旗应该归到我的君旗之下”的理念下发动战争。经过30年征战,欧洲各国打得筋疲力尽,在威斯特伐利亚确立了主权平等、主权不容侵犯原则。这也是现代法律治权范围的基础。在冷战时代,西方不断从道德高地出击,打擦边球,但在涉及到具体主权问题的时候,还是很有分寸的,在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期间都没有越界一步。冷战结束之后,西方自信爆满,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和“普世价值”的理念,不再满足于擦边球,而是到处试图一脚破门。前南斯拉夫、伊拉克都是打破威斯特伐利亚传统、试图重造西方单边政治秩序的企图。由于伊拉克的惨痛教训,西方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缩手缩脚很多,但还是插手很深,到野火烧大了又试图甩手。在另一方面,西方到处推销环保理念,这是对的。问题是,地球环境最大的破坏者不是碳排,不是水污染或者雾霾,而是人口膨胀,这是消耗失控的根源。然而,这是政治和道义上的地雷阵,没有任何西方政治家敢碰。人口炸弹似乎炸不到西方,但正以难民潮的形式形成巨大的冲击波向西方卷来,而且这冲击波不可能很快过去。
战后,西方经历了制造业萎缩和福利失控的艰难,未来发展充满迷茫。穆斯林极端主义形成深刻、痛楚但并不致命的威胁,毕竟穆斯林极端主义没有能力在军事上击溃欧洲,但泰山压顶的难民潮(或者用眼下西方媒体中更加政治正确的说法:流民潮)正在向海啸一样压来,西方如何应对?是像中国历代帝王一样构筑长城吗?
扯到更远,在眼下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异军突起,不是因为他有多少政治智慧或者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他提出的破除政治正确的观念。政治正确是一个难以一言以蔽之的东西,但这正在成为一些大而无当的道义原则的保护伞和现实政治的拦路虎。西方政治理念的精髓在于制衡(check and balance),现实世界永远是一个有限资源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缺乏制衡的道义原则容易忽略有限资源的现实,而给自己造成巨大困扰。西方政治智慧正在面临历史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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