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国军守不住南京城道歉

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在当时是守不住的

南京保卫战系仓促应战，十几万部队系草草集结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共设置了四道防线：“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地三线，南京、京杭公路（恩宁杭公路）为第四线。”但大部分力量集中于淞沪第一线。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沦陷后国军全线退败，日军紧随进犯，轻松突破第二、三道防线后，直逼南京。南京保卫战遂仓促提上日程。

彼时，国军精锐损失严重，后撤部队亟需修整，国民政府基本处于无兵可调之状态。仓促间乃至不得不将在淞沪担任掩护撤退任务的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调到南京周边稍加修整后参战。种种拼凑，南京周围始得以草草集结起十几万部队。…[详细]

临时集结之部队，多残缺不全，新兵多，战斗力下降得很厉害

这些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部队存在两个严重问题：

一是很多部队残缺不全。据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谭道平回忆：“我天天在经手办理调动部队移上前线去作战的工作，在字面上明明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军开上去，可实际上兵员只不过一个营的模样。同时，没有大炮，步枪也不整齐。”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二是“此番防护首都部队，多系历经战斗损失重大，老兵缺少”，虽然有新兵补充，但战斗力严重下降。第2军团第41师丁治盘在战后痛心总结：“一月以前老兵已被抽调，新兵入伍者不足一月，在被抽之老兵补充他师，情感既殊，仅作新兵之用，在被抽之师，则以多数新兵羼人，有不教是弃之苦，以故本师此次战斗，干部老兵为新兵装枪者有之，为新兵选地形者有之，挈新兵前进者有之，而老兵干部伤亡遂重矣。老兵常于战后啼血而道曰‘敌则易击，惜我新兵多累耳’。”

另外，新兵过多还带来了统率的问题：“新补士兵未受训练即加入火线，官兵多不认识，一遇敌机敌炮，相率复溃，致无法统御，实为固守南京之计划重大打击。”尽管如此，能够补充新兵之部队已属难得，更多的部队是屡经战阵却未得一兵一卒之补充。粗略统计，十余万守城士兵中，至少三万以上是新兵。…[详细]

守城部队之战前准备，同样存在诸多问题

因系仓促应战，且多数部队是从外地临时调来，遂造成了各方面战争准备明显不足：

首先，对地形和敌情不了解。“各部到达南京为时过迟，对于地形之认识、工事之赶筑，皆迫不及待。官兵体力精神俱感疲弊〔惫〕，故对于敌情搜索，殊欠周密。而旺盛企图心及机动力更为缺乏。”

其次，兵力与工事不相称。南京城内外有很多防护永久工事，这些“工事虽早经构筑，但正面过广，与兵力不相称，临时土工兴筑不多，新兵又不知利用，处处呈遭遭状态，以致不能演成阵地战。”

再者，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作战能力。因为临时拼凑的部队原本分属不同的派系和地域，相互之间“缺乏互信观念，无独立作战精神，往往道听或悬揣友军情况之不利而自乱其作战步骤”。

最主要的是，国民政府仓促“迁都”重庆带走大量交通工具，使得军需物资的运输出现了困难。1937年11月20日，鉴于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南京，正式迁都重庆。然而西迁过程中需要运送大量政府档案文件和相关物资及公务人员，为保证各政府部门的安全迁移，国民政府征集了600辆汽车和220余只民船，“国府西迁后，各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尽管11月26日马超俊市长曾专电交通部，希望“西迁各船抵达后，即续回迁送难民。”但直到南京沦陷前，这些船只无一返回。因此，且不说南京城内的普通市民很少能有比较便利的交通工具逃离南京，即便军队所需枪支弹药运送都出现了困难：“国府西迁后，各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各军经上海撤退损失，亦所存无多。致弹药之补给、伤兵之救护，与夫抢堵城垣缺日材料之运输，俱极缓慢，一被突破，即有牵动全线之虞。”…[详细]

包括蒋介石在内，国军高级将领几乎无一人认为南京能够守得住

因存在上述诸多问题，国军高级将领中几乎无一人认为南京能守得住。据宋希濂回忆说：“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邀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除了唐生智之外，所有人都反对固守南京，他们的理由是：“第一，上海保卫战以后，应把持久战、消耗战略作为原则，不应争一个城市的得失，为了恢复在上海保卫战中丧失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必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在后方补充训练军队；第二，就地形而言，南京也是难守易攻的城市，依靠在上海保卫战中被打败而损失了战斗力的军队断不能守住。”因此，他们建议“只用少数兵力——最多六个团到十二个团——作象征性的守，并曾拟议为四川刘湘部的两个师担任。”

后来因支持蒋介石坚守南京并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区司令官的唐生智，也认为南京是守不住的。他说：“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大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

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同样认为“南京孤城不能守”。但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放弃南京，其11月17日日记云：“本日为南京固守与放弃问题踌躇再四，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尽管如此，他所考虑的只是守多长时间的问题，而非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他非常明白日军对南京的“奇袭与包抄战术”，也很清楚国军“士气不振、兵力薄弱”。…[详细]

日军冲破中华门防线

但从政治角度考虑，南京作为首都，确有坚守的必要

出于政治如外交、民心等层面的考虑，蒋介石最终决定坚守南京

经过一番犹豫挣扎之后，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心固守南京。他认为“南京孤城不能不守”，主要是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要“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有所交代。毕竟“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守南京方足以表现我们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南京轻易失守的话有碍体面。二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守南京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使其他部队得有喘息和整补的机会”。三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当时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干预解决中日战端，同时也对苏联出兵抗日有所期待。

因此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的可能与必要，但蒋介石还是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以便为政治之外交转圜赢得时间。考虑再三，蒋决定坚守，“期以3个月乃至1年”。…[详细]

可惜的是，列强纷纷持观战立场，外交转圜未能发挥作用

在决定固守南京之初，蒋介石先是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认为如果能赢得此结果，则南京可保无虞。然而美国不承认“支那事变”是战争，坚持“不介入”政策，英国也没有对日本采取敌对的立场，最终“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无结果”。

11月中旬后，蒋介石又希望利用托德曼调停做为缓兵之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然而陶德曼的调停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最终，蒋不得不寄望于靠苏联援华和“出兵攻倭”战胜日本。11月下旬到12月5日，蒋介石多次致电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请求苏俄派兵。蒋介石在11月30日致龙云函中还以“最近期间俄必出兵助我，国际形势亦将大变，此乃确有把握也”为由，希望龙云“力促永衡（汉）率部兼程赴（南）京增援。”12月5日，斯大林回电拒绝，蒋介石深感苏联不可能出兵，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因而最终“决定离京赴赣”，“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再造时代之计划”。

这一系列对外求助的过程中，蒋介石都要求“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可见，在当时的蒋介石心中，守住南京已经成为赢得国际干预的唯一希望。即便他已经下令准许唐生智撤退之后，仍在第二天要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

正因为蒋介石奉行这种以国际关系为主导的原则，导致他一再要求国军坚守南京，并因此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全部调到南京，以致南京最终集聚了10多万人。同时，蒋介石又要他们死守，并声称现在云南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就这样，在蒋介石一遍遍对“坚守”的强调中，日军分三路完成了对南京的合围，并从广德、宣城、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详细]


日军12月17日举行入城式。图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照片左一骑马者），从中山门进入市区。

唐生智的种种错误决策，给了国军“致命一击”

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不能随心所欲地调动蒋的嫡系部队

11月24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也开始着手组织该司令部。但唐、蒋之间早有嫌隙，故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的南京卫戍部队基本不受唐生智节制。直到12月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保卫战的实际指挥权都始终是在蒋的手中。因此，唐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中高级指挥官中没有权威，遂出现“各级指挥官对上级命令不重视，尤其不按指定之时间履行任务”之弊端。…[详细]

唐生智下令收缴船只、遣走渡轮，造成绝大多数军队、平民未能撤出南京

唐生智甫一就任卫戍司令长官，即明确表态：“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栖牲定将使敌人付与莫大之代价。”

为显示决心，他专门发布了三项命令：一、不许后退：“各部队官兵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尊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安办理。”二、收缴船只严禁渡江：“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负责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准以武力制止；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三，为表明必死之心，唐生智还让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原有的两艘渡轮撤退到了汉口。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以上措施最初的确振奋人心，使得中国军人“斗志相当旺盛”，使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同时也对国军撤退造成了致命的影响。据宋希濂回忆说：“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时四十五分钟。……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但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一百多匹马力）和约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的少，因而就发生了许多悲惨事件。”

船只少的后果是南京城破国军撤退时长江上一片混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结果，绝大多数军队和平民没能撤出，滞留在南京城内，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详细]

用人不当，不少重要岗位负责人在关键时刻擅离职守逃跑

据唐生智部下谭道平回忆，唐生智接受司令长官的任命，本就目的不纯，颇有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和“藉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之意。因此，唐生智组织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时，大量起用自己派系之人。但这些人良莠不齐，有些人在战争关键时刻竟然擅离职守逃跑，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唐生智让心腹周鳌山就任运输司令，而在南京陷落的12月12日，从傍晚到深夜，因为没有长江渡船，防卫部队遭受很大的损害，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负有管理船舶责任的周鳌山首先渡江逃难，放弃了运输司令的职责。后来唐生智找到从南京逃到滁县的周鳌山严加呵斥，但已于事无补。…[详细]

撤退命令没有及时下达，致使大批士兵滞留南京被屠杀

自就任卫戍司令后，唐生智频频采取各种措施表态“决心与南京共存亡”，但始终没有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给予过关注。然而，到了12月11日中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突然向唐生智传达了蒋介石的撤退命令，指示让少数部队渡江，其他主力部队按具体情况突破日军的包围。当晚，蒋介石又来电说：“我军防卫南京，已经完成牵制敌军的任务，为了今后继续抗战，命令主力部队突破正面之敌，向宣城、浙江省西部集结，不能正面突破的部队，依次渡江向徐州等地集结，胡宗南的第一军已经在浦口附近接应渡江。”

然而，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战局恶化，唐生智才最终决定要撤退突围，至于为何唐生智会将下达撤退命令拖延了一整天，至今还没有可靠的解释。这一天的时间差是致命的，使得国军失去了统一部署实施突围计划的时机，很多部队就这样成批地被俘或被杀。当时的具体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首先，通讯不畅导致撤退时部队一片混乱。原本唐生智下达的撤退计划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但由于当时城内外的指挥、联络系统已经中断，许多部队根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对时，本能地选择了经挹江门到下关过长江的路线，由此反而形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局面。除了第66军、第83军突围之外，大部分官兵放弃了需要与敌战斗的“突围”，转而选择了看似具有较高生存几率的“渡江”。就这样，在缺少渡江船只和后有日军追击的情况下，演出了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剧。

其次，由于时间紧迫，各部队没能制定合理的撤退步骤和计划，因此在撤退过程中造成了极大损失。“在雨花台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

再者，很多高级军官在接到唐生智下达的突围命令后，不传达到军中，却只顾自己逃生，这加重了南京守卫部队的伤亡与被俘人数。如根据时任教导队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回忆：他12日下午5时（适逢唐生智突围命令下达）在紫金山阵地忽接胡启儒旅长电话，说奉总队长命令到下关与36师师长宋希镰接洽军情，“第2旅的一切作战事宜和第6团暂归你指挥。”胡实际上是放弃军队与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同逃过江。这一作法使守卫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始终未接到突围命令，而受到惨重损失。

再者，突如其来的撤退命令和高级军官的大量逃亡使得军心动摇，士兵丧失斗志，集体投降。相关内容在日军官兵的日记和书信等材料中比比皆是。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12月13日日记里记载：“我们还没有发动攻击，敌军已无心恋战，过来投降。我们未费一枪一弹便解除了几千人的武装。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东史郎在其战地日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大约七千俘虏被解除了武装，正坐在田里。他们的长官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一个大尉军医。……如此之多的兵力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军官，但他们却一个也没留下，全狡猾地溜掉了，这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

正是由于唐生智这一天的耽搁，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详细]



1938年2月26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照片，日军将被俘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捆绑押赴郊外集体枪杀。

参考资料：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邸皓《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及其档案研究》；（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4月版；萨苏《南京保卫战中两支成功突围的部队》；马振犊、邢烨《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严海建《南京保卫战若干问题辨识》；（日）家近亮子《从<蒋介石日记>解读1937年12月的南京形势》；刘惠恕编著《南京大屠杀新考》；孙宅巍《如何评价南京保卫战——再论南京保卫战》；李沛霖《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功过述评》；姜良芹《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政战略选择之失误及其转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