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缘何同时得罪彭德怀与林彪？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当时刘伯承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带，地势开阔，既便于集结部队，又便于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还是进攻吧！”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筑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