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及兄弟绝交内幕

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失和原因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1]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2]

弟媳羽太信子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3]

编辑本段

师生恋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许光平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许广平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次年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1927年10月3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解放后，许广平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59年10月, 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相恋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归根是鲁迅先生的光辉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吸引了一个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女青年。

鲁迅曾由家庭包办同山阴朱安女士结婚，但由于出国和动荡的生活，鲁迅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许广平曾经真正地恋爱过，她1922年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李小辉，然而，他们的爱情之花没有结果。1924年1月，李小辉因猩红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使许广平好象受到雷震痛击，直到18年后，许广平回忆起来还感很痛心，“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洁的心。”

然而封建礼教和巨大不幸并没有摧毁许广平和鲁迅追求真正爱情的理想。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兼课，他的品德和学识深受许广平和她的同学们景仰。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四月的一天，她和同学们走进了鲁迅的寓所。后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校方迫害，鲁迅毅然全力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样，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了。

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信中没有花呀月呀的辞藻，没有悱恻和缠绵的柔情，而是对社会人生问题严肃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他们的爱情遇到了守旧者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坚韧不屈的精神。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象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结婚

许广平还在《风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赢得了爱情的胜利。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

这说法，我以为是史妥切的。”许广平也常常天真地向鲁迅提问：“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迅听了，总是惬意地笑笑，答非所问地说：“你这傻孩子。”

他们结婚后不久，许广平真的又当了鲁迅的学生。在结婚前两人遥居广州、厦门时，鲁迅就向许广平提出过，希望她能学习一门外语。婚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又提出了这种希望，他同意了。从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教她日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讲授由鲁迅亲自编写的二十七篇课文，作为打基础用；一个月后，课本换为《二一儿河四草》（即《尼罗河之草》）；第三阶段讲授了日文版的《马克思读本》。这种学习前后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的教与学多在晚上进行。每当这时，他们仿佛又都回到了几年前的师生时代。

他们在家庭生活方面最大的欢乐是有了儿子海婴。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给出了果实，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26日那天上午，许广平已经感到阵阵腹痛，预示着这个小生命就要来到人间。年近50的鲁迅就要当爸爸了，心情十分兴奋，他不顾因过度劳累而有些发热的身体，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孩子终于叭叭坠地。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现在，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棵小松翠绿，苍劲、孤傲、沉郁，即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往医院去两三次，送来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时还领着一批批前来庆贺的朋友。每当客人散去，他总静静地坐下来，审视着孩子的脸，由衷地说：“真象我。”但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这时，他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有了孩子，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一天，他来到医院，悠闲地坐下来，首先问妻子是否想起来了，许广平说没有，他款款地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么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我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宇，自己随便改过来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由于许广平的大力协助，鲁迅后十年写作了大量文章，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他引为自豪的。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友谊：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但许广平怎能忘记她的师友和亲爱的丈夫呢？10月22日，她写下了给鲁迅的献词：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